☜♥☞雁渡寒潭๑۩۞۩๑: 评头论足

企业社会责任：工业企业v.s.房地产商

Wed, 21 May 2008 16:23:22 GMT

首先声明下次俺回国一定喝饮料只选择王老吉凉茶。

普通民众的捐款依据个人能力，心意即可；明星捐款，攀比作秀，热心公益，无可厚非；企业捐助，即体现出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观，以及相应的企业家人文精神与企业的文化内核。

凤凰网深度剖析万科捐赠200万的内幕zz

你捐了么？”已成汶川震灾后国人一句最流行的话语，心系灾民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爱国主义。灾区民众的危难，就是国家的危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民众爱心总动员，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竭尽所能。港澳台三地情系巴蜀，踊跃捐助。危难之际的相濡以沫，见证两岸四地同胞的骨肉真情。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让仁慈爱心成为世界一片美好绿洲。
　　
　　震灾发生后，大陆企业纷纷解囊，更有不少企业捐出数千万巨资，成为感动国人的一幕。但通过媒体发布的捐款名单不难发现，大陆富豪的“爱心”与港台企业家们相比，差距太大。台湾企业家们纷纷向地震灾区大笔捐款，台塑集团捐赠了1亿元人民币，长荣集团紧随其后捐助1000万美元，富士康科技集团捐赠 6000万元人民币。台湾企业和个人总共捐款总额已超6亿元人民币，而大陆富豪榜十强的赈灾捐款总数只有3250万人民币。香港同胞为震灾捐善款近10 亿元，邵逸夫先生捐款1亿属最多，著名爱国人士郑家纯先生为灾区捐5000万元。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所有富豪中，捐助超过2000万元的一个也没有。
　　
　　大陆民众心目中的财富偶像，在特大震灾面前出手小气，令人失望。身价逾千亿的大陆女首富杨惠妍及其所有的碧桂园合计捐助 1300万元；去年销售收入超过523亿元的万科地产，捐款220万元；房地产大亨潘石屹其名下SOHO中国捐款200万元；缔造中国新经济神话的阿里巴巴主席马云捐款 200万元；创造“星河湾神话”的广东地产大鳄黄文仔捐款 200万元；地产界与IT界双料明星、今典集团总裁张宝全捐款230万元；屡屡出语惊人的“地产教父”任志强尚不见动静；在地产界咤叱风云的“地产革命家”冯仑尚不见踪影。
　　
　　在这次赈灾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工业企业家比房地产商更慷慨。海尔联想等国内几十家著名制造企业捐助都在千万元以上，而房地产企业捐助千万的屈指可数。以我老家浙江为例，截止今天，总捐助额已破6亿元人民币，献血满库，每天仍在不断递增中。捐款超千万元的工业企业有10家，房地产企业2 家；超百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87家；房地产企业3家。大部分房地产企业捐助在一二十万元。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今天天涯社区发帖照片中，竟有一家广东惠州房产公司拿着一块硕大的牌子，上面写着该公司“抗震救灾捐款一千元”。真不知是在做房产广告，还是在抗震救灾。
　　
　　台湾《联合报》称，大陆富豪和地产商们因为赈灾不积极，已经受到大陆舆论批评和指责，形象跌至谷底。很多大陆网民在看到地产商的捐款数目后，痛骂赚取暴利的房地产商是“为富不仁”、“冷血”、“奸商”、“吸血鬼”、“丑陋的地产商”。
　　
　　房地产商赈灾之所以受到国人关注，是因为他们一直是中国富豪阶层的代名词，并且他们比任何工业企业都暴利，也都更容易谋利。在很多有识之士看来，房地产是中国僚的温床，房地产大亨们也往往容易与权贵资本主义沆瀣一气。不管哪个城市房地产项目的前期圈地，都让外界充满钱权交易的联想。而很多中国贪的落马，正是一头栽在地产猫腻上。不论是出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拷问，还是出于普罗大众痛恨财富谋取的不公，抑或是不健康的仇富心理，房地产商赈灾自然成为被大众放在阳光下检视其企业道德的第一群体大众对地产商赈灾有期待，有质疑，必属当然。
　　
　　工业企业赈灾比房地产商慷慨，发人深思。我认为，是中国两种不同企业生存形态生发了两种企业家的不同人文精神。工业企业的产品品牌与市场占领，是长期努力的结果，需要企业家更前瞻的战略和更踏实的作风，更多体现对市场的拓展和对产品的技术创新；而房地产商根据中国国情把公关放在第一，产品品牌大都靠策划包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更多致力于把权力的物化和对楼盘的精巧推销。正因如此，工业企业家更务实，深知企业财富积累凝聚无数工人的智慧与汗水，因此推崇务实的社会责任；地产商更作秀，其滚雪球一样的财富折射着权贵资本主义的阴影，因此更热衷表面形式的哗众取宠。
　　
　　此次赈灾，正是例证。在灾难面前，那些所谓“地产思想家”，一语不发，一事无为；那些平时出手大方的地产大亨，变得异常吝啬。究其根源，那些地产商平时的慈善行为，只是一种高超的企业形象公关和个人作秀宣传罢了。因为平时捐一千万元是大新闻；而在震灾之中，一千万仅仅是一个普通数字。与其普通，不如更普通，正好省点钱，换另一个场合风风光光地再捐。那些地产商们做慈善，要的不是人间大爱，而只是这种风风光光。他们的慈善本身就是一种自私的愉悦，不是善行，他们捐出所攫取财富的一点点，目的都是一个，就是体验那种高高在上的恩赐感，而不是真正的大悲大爱。
　　
　　也许有人反驳或批判我的观点，认为慈善是一种自愿行为，不可苛求，捐一分与捐千万都是一样功德；或如万科王石董事长所言：“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
　　
　　王石先生的博客在网上已经遭到网友的普遍炮轰，我不再质疑；万科集团捐款两百万是否寒酸、抠门，我也无权评判。王石先生是中国地产界有思想、有个性、有作为的旗帜人物，我只想与王石先生探讨三个问题。
　　
　　问题一、公益是万科的核心价值观吗？
　　
　　打开万科网站，“和谐社区文化”、“万科质量文化”、“万科阳光照亮文化”、“万科青春文化”，扑面而来，目不暇接。这些文化代表了什么呢？王石先生写了一本书：《道路与梦想》，在很多城市签售得不亦乐乎。这本书高屋建瓴地给这些文化做了提炼：“做企业如同做人” ！企业家是企业的人格化。可万科在特大灾难前，只捐区区两百万，王石先生以什么人格感召员工呢？
　　
　　王石先生说：“万科捐出200万是合适的。”这一想法，我想潘石屹、任志强、黄文仔等响当当的地产大爷们也肯定赞同，因为他们赈灾金额基本一样。我不知道王石的“合适”是怎样感觉出来的。网民的强烈批评与台湾媒体的负面报道，已经让有良知的国人深感“不合适”了。
　　
　　在这场国难面前，上到，下到乞丐，无不表现出了几十年未见的坚强和团结。可以说，这场灾难把国人的爱国热情唤醒，把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再次凝聚。然而，在这样一个万众齐心时刻，王石先生抛出的“灾难常态论”、“慈善负担论”和“员工十元论”，实在让人心寒到了极点。捐款多少，无可厚非。毕竟，都是对灾区人民的一片心。只是，王石兄啊，如果一个人丑，他没有罪，谁让基因遗传不好呢；长得丑出来吓人也不是罪，世界是矛盾存在的，没有丑哪来的美；但是如果长得丑出来吓人，还要参加选美妄图称冠就是有点不知羞耻为何物了。万科捐了200万在大企业捐款中确实丑了点，但毕竟是董事会决议，不是一个人所能左右的；200万拿出来引出了少数网民的质疑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是极个别的企业集团捐的太漂亮而已，没人会比较这些太久的，毕竟大多数灾民还是怀着感恩的心对待每一笔捐赠的；但是，如果一个堂堂年利润几十个亿的地产魁首，在捐赠了一笔不太拿得出手的钱之后，还要贬低讽刺那些大额捐款的企业滥用股民的钱，还要把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天灾说成常态，还要限制自己的员工捐款数额以减少负担的话，除了冷漠、无情、羞耻外，我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字眼来形容！
　　
　　我更想说的是，万科作为中国地产界的一面旗帜，在国难面前，所展示的不仅仅是企业的慈善责任，还要树立起行业领袖的道德榜样。常态下的慈善是一种品德；国难下的慈善是一种责任。网民们谴责王石，不只是挑剔其捐款金额，而是谴责其200万捐款背后的万科对国家与社会不尽责任！国难当前，万科应该振臂一呼，做出榜样，“向我看齐”，发挥地产领袖的影响力。王石有勇气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为何没有勇气去攀登抗震救灾的道义高峰？我可以告诉王石的是，在人中，攀登一万次珠穆朗玛，不如登临一次道义的泰山。
　　
　　问题二、爱心可以限额吗？
　　
　　王石先生对万科普通员工慈善捐款限额十元，中国首创，世界无双。我不知道王石先生此举是对员工合法收入的保护呢？还是万科员工的工资不高，一捐就没钱吃饭？员工捐款不仅仅是公司行为，更是一个公民行为。作为公民捐助自己的合法收入，应该完全自由。不知王石先生有何权力剥夺或限制员工的慈善权？
　　
　　我做独立董事的地产公司实力不及万科的百分之一，但我们员工在震灾发生后第二天就自愿捐款，最少的捐五十元，更多的捐几百元，甚至有把整个月工资捐了的，120个员工捐了13.6万元。员工们都认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宁可省吃节用也要尽份爱心。公司董事长、著名浙商陈学军先生对员工义举极为赞赏，并捐助了一笔超过王石先生的赈灾款。陈学军认为，慈善是一种责任，在赈灾面前，任何一丝商业企图都是丑陋的。我不知道，同为房企，员工心态就差别那么大吗？不是的，乃是王石先生一直把慈善作为形式和手段的必然，觉得员工捐了十元，表了心意即可。王石先生可曾想过，万科员工中不乏很多充满大爱的人，慈善限额是对万科员工道德境界的蔑视。
　　
　　问题三、亿万家产要留给谁？
　　
　　个人发财致富后捐赠一部分财产于公益事业，古已有之，中外皆然。“为富而仁”，“乐善好施”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万科也一直重视慈善事业，王石先生曾把广告代言的几百万收入捐赠给希望工程，值得钦敬。但应当指出，王石捐助社会的，只是其获取社会财富的极小极小部分。虽然万科资产不等于王石个人财富，但王石的财富观一定决定万科如何履行社会责任。不知中国地产风云人物王石，在爬山冲浪之余，有否想过亿万家产要留给谁？
　　
　　著名学者资中筠在《财富的归宿》中说：“花钱和赚钱一样，需要高超的智慧与技术。个人财富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归根结底应用于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 西谚有云：富人进天堂犹如骆驼穿针眼，难道财富只能是一种罪恶，而不能成为升往天堂的台阶吗？

　　
　　当今中国像20世纪的美国那样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亿万富翁。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化迈开大步，私人财富急遽增长而且高度集中，出现了著名工业巨子和许多地产大亨。这些人财源滚滚，其个人名下的财富如雪球般加速膨胀。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就产生了大财团。他们与僚结合就滋生了权贵资本主义。顺其自然发展下去，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会非常严重。
　　
　　雄厚的剩余资产对于形成一种影响全社会的、有独特意义的事物是必要的物质基础。一个自尊自爱、过健康生活的人，只要不吸毒，不狂赌，个人花费总是有限的。亿万富翁们即使盛行消费主义，购置多处豪宅，比起他们名下的几十亿乃至几百亿资产，仍是九牛一毛。为什么中国富豪如此守财，国难当前也如此 “葛朗台”呢？我想，原因不外乎五个方面：
　　
　　一是信仰使然：中国人大多不信宗教，不象美国一样有基督教教义给予的根深蒂固的信仰。美国富人们大多相信，他之所以能成功致富，是上帝给了他智慧、本事和机遇，所以他对上帝要有一个交待，他应帮助那些不那么幸运的穷兄弟，并对社会有所贡献来报答上帝。上帝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所以必须回报社会。而中国人大多认为自己成功致富是凭运气靠本事，所以发财后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捐建庙宇，烧香还愿，祈求吉祥好运。
　　
　　二是文化使然：美国人把慈善作为核心价值观之一，崇尚志愿精神和社区观念。从传统上对较少信任，同时也较少依赖心。这样形成一种观念，志愿服务于社团，包括公益捐赠，是一种公民义务，而不是恩赐。美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参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义务工作不计其数。这已是寻常事，不需要“学雷锋”的口号。而中国东方社会的传统是遇到困难或老弱病残依靠家族和亲友照顾，挣钱是为子孙后代积累家产，买房置业。所以地产大亨一直“春风得意”的根源，其实在此。
　　
　　三是环境使然：中国市场经济有待完善，经济环境不很稳定，富豪对坐拥的亿万家产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安全感，生怕犹如牟其中一夜富翁一夜穷；
　　
　　四是制度使然：中国公益事业体制和机制有待健全，平时各类募捐踩破门槛，让著名企业苦不堪言，造成企业家对慈善事业产生应付心态；募捐财物在中间环节被侵吞的丑事时有发生，也挫伤企业家的慈善热情；
　　
　　五是品格使然：中国的富豪们由于大都是“土生土长”，并且具有浓厚的“乡土味”，因此他们往往将一夜暴富所得到的巨资，随意投资或者大肆消费，反过来，社会急需的公益基金业却处于“嗷嗷待哺”状态。这种明显的反差，表明当今日益膨胀的私人财富，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社会和谐发展的“归宿”。每次举办慈善捐助活动而许多巨富“缺席”，乃因为他们的慈善意识和捐助意愿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发自内心的公益理念和精神。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过去的精英理想。21世纪的今天，“公益”这个极具普世价值的词汇，应当与财富、社会风气、公众观念、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自助互帮等融合在一起，成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的象征，成为中国当代的精英思想。所以公益事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捐款济贫、发展教育或者是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能树立慈善公益的社会价值观，引领公平正义、互助友爱的社会风气，提高我们全民的道德水平，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散财”不仅是一种慷慨助人的举动，更重要的是彰显自身的荣耀感。这也正是我讨教于王石先生及巨富们的用心所在。
　　
　　“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华人慈善魁首、百龄巨擘邵逸夫的这句名言，应成为当下中国地产大亨们的道德座右铭。在中国大陆，随处都可以看到一幢幢雄伟挺拔的“逸夫中学”、“逸夫教学楼”、 “逸夫游泳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向中国内地慈善捐资，光捐资办学一项总额已达二十五亿元人民币，如果加上历年来扶贫救灾等各项捐款，总共向内地捐款将近四十亿元人民币，香港邵逸夫先生堪称华人慈善家第一人。今天看到网上公布四川地震慈善捐款风云榜，邵逸夫先生位列榜首。邵逸夫慈善事业堪称是华人楷模，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成为全人类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地产大亨们都很有个性，很能搏媒体头条，但媒体头条一翻即过。我想如果他们能象邵逸夫先生一样热爱慈善，那一定会永远成为国人心目中的头条。
　　
　　地产大亨们都很有思想，常发惊人言论以搏国人喝彩，但哗众之言，倏尔而逝。我想如果他们能够记住美国的“公益之父”安德鲁·卡内基临死赠言，给四川震灾更多的捐助，长此以往，站在巨富应尽的道义高地，就一定能赢得人民和历史的喝彩。
　　
　　那就是：“在巨富中死者，是一种耻辱。”

选行与嫁郎

Fri, 02 Nov 2007 15:23:00 GMT

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我觉得我痴迷各种心理测试星座测验的原因之一如是。日后博士毕业找不到工作，或者薪水微薄，便择地开个ciccy小巫婆的魔法屋之类的，把学来的那些传播理论统统用在看星盘上，也不枉我往日在T大W大师的名号。

不过世道变了，世风日下，女权当道。如今女子也怕选错行，却不怕选错郎；选错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下面这个从Angela的博上看来，我亦觉着还比较靠谱，推荐一下。

想看是否选错行的看下面这个：

MBTI 职业性格测试 http://www.psytopic.com/mag/post/820.html

精力支配：外向 E — 内向 I

认识世界：实感 S — 直觉 N

判断事物：思维 T — 情感 F

生活态度：判断 J — 知觉 P

其中两两组合，可以组合成16种人格类型。

想看是否嫁错郎的看下面这个：

亲密关系指数： http://www.psytopic.com/mag/post/884.html

婚姻温度计： http://www.psytopic.com/mag/post/862.html

看看我的职业性格测试结果，貌似之前的专业还是选的有点靠谱的，将来的某最大possibility 的职业也列在其中。

Psytopic分析：您的性格类型是“ENFP”(外向+直觉+情感+知觉)

热情洋溢、富有想象力。认为生活是充满很多可能性。能很快地将事情和信息联系起来，然后很自信地根据自己的判断解决问题。很需要别人的肯定，又乐于欣赏和支持别人。灵活、自然不做作，有很强的即兴发挥的能力，言语流畅。

ENFP型的人充满热情和新思想。他们乐观、自然、富有创造性和自信，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和对可能性的强烈感受。对于 ENFP型的人来说，生活是激动人生的戏剧。 ENFP型的人对可能性很感兴趣，所以他们了解所有事物中的深远意义。他们具有洞察力，是热情的观察者，注意常规以外的任何事物。ENFP型的人好奇，喜欢理解而不是判断。 ENFP型的人具有想象力、适应性和可变性，他们视灵感高于一切，常常是足智多谋的发明人。ENFP型的人不墨守成规，善于发现做事情的新方法，为思想或行为开辟新道路，并保持它们的开放。在完成新颖想法的过程中，ENFP型的人依赖冲动的能量。他们有大量的主动性，认为问题令人兴奋。他们也从周围其他人中得到能量，把自己的才能与别人的力量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ENFP型的人具有魅力、充满生机。他们待人热情、彬彬有礼、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他们具有出色的洞察力和观察力，常常关心他人的发展。 ENFP型的人避免冲突，喜欢和睦。他们把更多的精力倾注于维持个人关系而不是客观事物，喜欢保持一种广泛的关系。

您适合的领域有：未有明显的限定领域

您适合的职业有：

· 人力资源经理
· 变革管理顾问
· 营销经理
· 企业／团队培训师
· 广告客户经理
· 战略规划人员
· 宣传人员
· 事业发展顾问
· 环保律师
· 研究助理
· 播音员
· 开发总裁
· 广告创意
· 广告撰稿人
· 市场营销和宣传策划
· 市场调研人员
· 公关专家
· 公司对外发言人
· 儿童教育老师
· 大学老师（人文类）
· 心理学工作者
· 心理辅导和咨询人员
· 职业规划顾问
· 社会工作者
· 演讲家
· 记者（访谈类）
· 节目策划和主持人
· 专栏作家
· 剧作家
· 设计师
· 卡通制作者
· 电影、电视制片人

李安，章子怡与奥斯卡

Wed, 08 Mar 2006 03:29:39 GMT

这个星期天晚上在家里看奥斯卡。

快9点了才打开电视，算了一下，西部时间5点开始，应该是东部时间八点，错了一个小时，没有关系，但愿没有错过小章和李安就好了。

大银幕上面出现艺伎的画面，镜头就给了一个给小章，看见她穿了一个黑色的礼服，但是下身什么样子看不出来。轮到小章上去颁最佳剪辑奖的时候才看到全身，下面的裙子很pp，但是我还是有点失望，上下分开的晚装总觉得不够大气，要是能像上次金球奖那样让人眼睛一亮就好了。不过章mm的英文口语很流利，虽然说得慢了点，气质不错。

李安上去领最佳导演奖的时候，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激动地呼吸都停止了。在美国看到华人获奖感受真是不一样。最后说到：finally, to my mother and family, and everybody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Thank you. 谢谢大家。

说句实话，当时我听到China的时候眼眶就湿了，最后听到中文谢谢大家眼泪就出来了。

不过，第二天在中文媒体上看到的台词却是“感谢两岸三地的同胞”，当时还想，这个翻译挺神的。结果，又听说央视把这句话掐了，心里很难受，不是说自己不爱国，而是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最感动的，我想，在美国的中国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不会觉得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妥把。在国外，China本来就是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人都不说自己是从China来的。

我想，李安作为一个电影人，他一定是把自己当作中国人来看的，他说出China的时候心里一定很激动，因为他知道自己代表着千千万万的华人站在那里，所以才会用中文说出谢谢大家。央视这么做，似乎有点自欺欺人，但是我作为一个学媒体出身的人，却也能够理解他们的做法。敏感，就是这样。在媒体干过得都知道。

最后贴上李安的英文演讲原稿，大家读一读就知道了

Wow. I wish I knew how to quit you. First of all, I want to thank
two people who don't even exist. Or I should say,
they do exist, because of the imagination of Annie Proulx and
the artistry of Larry McMurtryand Diana Ossana. Their names
are Ennis and Jack. And they taught all of us
who made "Brokeback Mountain" so much about not just
all the gay men and women whose love is denied by society,
but just as important, the greatness of
love itself. Thank you.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Academy
for this tremendous honor. And to everyone at Focus Features,
in particular, David Linde, James Schamus,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and support. To Bill Pohlad, Tory Metzger, Ira Schreck,
Joe Dapello, many thanks, and a special thanks to David Lee.
And thanks to my wife, Jane Lin, and my boys, Han and Mason.
I love you. On "Brokeback Mountain," I felt you with me
every day. I just did this movie after my father passed away.
More than any other, I made this for him. And finally, to my
mother and family, and everybody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Thank you. 谢谢大家。

一篇评《吉祥三宝》与《蝴蝶》的文章

Wed, 22 Feb 2006 16:59:18 GMT

春晚的时候听到《吉祥三宝》，就觉得好像抄袭了法国电影《蝴蝶》里的歌，因为那首歌的旋律太特别了。当时还和芳姐确认了一下，她也说像。当时还想：“不会是抄袭人家的吧？岂不是亵渎了民族音乐？”

今天正好在网上看到一篇评论的文章，借鉴一下，好像还是个权威人士的发言。

转发在这里，感兴趣的朋友看一下。

《吉祥三宝》抄袭法国《蝴蝶》的解析

高远

近期看到新浪网刊出《吉祥三宝》抄法国《蝴蝶》的报道，沸沸扬扬，掀起了波澜。

我作为一位旅法的华人艺术工作者，觉得应该说出自己的观点，析中法人文之差异，释音乐理解之不同。愿我管锥之见，能给大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蝴蝶》是2002年法国公映过的一部电影的名字，主题曲与电影同名，法文名字叫做“LE PAPILLON”。这部影片的导演是法国以拍摄家庭喜剧而著称的菲利浦穆勒（Philippe Muyl），他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主演是获得过第三届凯萨影帝的著名演员米歇尔赛侯（Michel Serrault），和被称为法国天才童星的克莱尔·布翁尼诗。

影片剧情讲的是一个出生在单亲家庭的八岁的小女孩丽莎，一天中午放学，她的妈妈忘了接她回家，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咖啡馆里胡思乱想，小丽莎被脾气古怪的邻居爷爷发现。邻居爷爷是个收藏迷，他喜欢收集美丽的蝴蝶标本，爷爷说要到阿尔俾斯山上去寻找一种叫“伊莎贝尔”的欧洲最罕见、最美丽的蝴蝶。小丽莎因为找不到妈妈，又怕被人们送到孤儿院里去，就缠着爷爷带她一起去找世界上最美丽的“伊莎贝尔”蝴蝶，于是一老一小开始了奇妙而又新鲜的冒险之旅。

电影中的主题曲，就是这一老一小在冒险路上的风趣对话。邻居爷爷冷静肃穆，不苟言笑，小丽莎活泼可爱，总有问不完的话题。法国电影《蝴蝶》的歌词深入浅出，歌词中文大意是这样的：

“为什么鸡会下蛋？因为蛋都会变成小鸡。

为什么情侣要亲吻？因为鸽子们在咕咕叫。

为什么漂亮的花会凋谢？因为那是魔力的一部分。

为什么会有魔鬼又会有上帝？

因为是为了让好奇的人有话可说。

为什么木头会在火里燃烧？

因为那是为了温暖我们的心。

为什么大海会有退潮？

因为那是为了让人们说：“再来一次”。

为什么太阳会消失？

那是为了地球另一边的装饰。

为什么会有魔鬼又会有上帝？

因为那是为了让好奇的人有话可说。

为什么狼要吃小羊？

因为他们也要吃东西。

为什么兔子跑不过乌龟？

因为只会跑也没有什么用。

为什么天使会有翅膀？

因为那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有圣诞老人。

为什么会有魔鬼又会有上帝?

因为那是为了让好奇的人有话可说。

你喜欢我们的旅行吗？非常喜欢。

我们看到了很多漂亮的东西，不是吗？

可惜我没能看到蟋蟀，蟋蟀？

还有蜻蜓！也许下一次吧，

我能问你点事情吗？又有什么事？

我们继续，不过由你来唱？

绝对不可以的！不不不，

这是最后一段了。

你是不是有点得寸进尺了呢？

嗯呵……

为什么我们的心会滴答？

因为雨会发出淅沥声。

为什么时间会跑得这么快？

因为是风把它都吹跑了。

为什么你要我握着你的手？

因为和你在一起，我感觉很温暖。

为什么会有魔鬼又会有上帝？

因为那是为了让好奇的人有话可说。”

从以上的歌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蝴蝶》的歌词充满童趣和纯真、它巧妙诙谐的背后蕴含着生活情趣和人生哲理。中国歌曲《吉祥三宝》的歌词我们大家耳熟能详，它更多的是通过大自然的描绘来传达家庭的温馨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吉祥与祈福。从两者歌词的意境方面来看，各有风情，姿彩迥异，应该谈不到什么雷同与抄袭。

我想人们之所以认为两者有抄袭之处，主要是两首歌曲的曲调和老小对唱的表达形式。在这里，我们先稍稍分析一下两者的旋律、节奏、配器、调式等音乐组成部分，也许能从当中找到两者雷同的蛛丝马迹。

法国《蝴蝶》的作曲为尼古拉·埃尔卡（Nicolas Errera），它在音乐中运用钢琴和弦乐铺陈为乐曲基调，歌曲采用的是西方大小调体系，整个旋律浪漫温馨，流畅舒展，节奏舒缓轻柔，娓娓道来。一个严肃的老人，一个活泼的孩子，两人一问一答，情趣盎然，对话简洁而深邃，伴随着音乐的层层深入，老少二人问答机智，互动和谐。歌曲的最后结尾使人感觉到这一老一小已经变成了有趣的搭档，在相互启迪，相互关爱中，踏上了走向大自然的旅程。

中国歌曲《吉祥三宝》取材于中国特有的民族调式——五声调式，它的旋律明亮跳跃，清脆甜美，节奏紧凑明快，轻灵自由，充分体现出了蒙古族人民热情、真挚和乐观向上的民族性格。特别是配器使用了蒙古族特有的民族乐器——马头琴，更使这首歌曲从旋律的优美而升华为意境的空灵苍邈，好似给人们带来一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图画。

更为重要的是，《吉祥三宝》歌曲里面充分运用了蒙古民族独具特色的长调音乐，长调一起，万物皆情，悠扬空灵，清澈隽永，把祥和氛围和祝福情怀抒发的淋漓尽致。听来似草原风吹，雄鹰展翅，一拍三叹，荡气回肠。

在《吉祥三宝》和《蝴蝶》之间，人们认为最为相似的，大概是因为他们都使用了“对唱”这一音乐形式，都以童声代表烂漫纯真，以浑厚的中低音色代表晚辈的慈祥与怜爱。说到“对唱”这种音乐形式，我想它并非中国独有，也不是只此法兰西一家。更确切地说，只要有民歌的民族，就会有这种音乐形式的存在。

关于抄袭问题，我说一个小插曲。2001年的春天，我的音乐会在巴黎举办，演出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欧洲时报等媒体作了报道，一些法国音乐公司与我联络，希望商讨曲目出版的事宜。其中有一家法国大公司，他们通过朋友找到我，表示有意向合作，前提是要求先看看样带。我想到此公司的名声在法国不仅资历老，而且牌子足，他们应该不会有改头换面，偷梁换柱的作风出现。二是因为法国关于版权法律相对完善，即便有纠纷也会有相关法律来做保障，我于是将样带交给公司的来人。哪儿知道此事一去犹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我几次打电话查询，结果都像羽毛扔进了大海一般悄无声息。

最后，我只有通过律师解决。律师告诉我，如果打官司，我们胜算的机会不大，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律师说不管是什么公司，都不应该给他们私自来人，都要公事公办，最起码要将样带通过邮局挂号寄出去，这样如果有了问题有据可查。律师也讲到，现今在西方国家，创作方面的纠纷是很难分辨，也极难解决。尤其在音乐创作方面，因为乐曲可以掐头去尾，前后倒换，或是只用主题，或者窃取创意主旨再加以变化等等，这都是很难说清楚的话题。由此我想到，我们国内从事作曲、编剧和作家以创作为职业的人们，他们在这方面的观念更为淡薄。随着中外的交流日益频繁，这些问题是必须要认真面对的。

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应该在创作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个人著作的权力。创作是基础，取证是先锋，即便是面对国外一些大机构或某些名家，也不能轻易一时脑热，全盘托出。应该谨而慎行，事情不到最后签合同，不应该让其得到对方所要的内容。首先要考虑到保护自己，然后再去与人谈判，这样即便产生纠纷，也有利于我们创作的一方。我们中国同行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的常常感情大于理性，相信口头应承大于纸张合约者居多。以上所说，虽与《吉祥三宝》与《蝴蝶》关系不大，但愿给国内同行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吧。

我们将话题在回到《吉祥三宝》和《蝴蝶》。关于这两首歌曲，我个人以为，如果从它们的旋律、调性、和声、配器等音乐组成部分来看，是有些“相似之处”，但我们假如抛开音乐的内在结构，只分析两者的意境和情调，我们不难发现，这两首歌曲的灵魂部分是截然不同的。

法国歌曲《蝴蝶》的歌词诙谐，曲调纤雅，表达出的是法兰西民族地道的浪漫情怀。中国歌曲《吉祥三宝》词境祥和，旋律充满中国民间音乐色彩，抒发的是中国人特有的祥和氛围。尽管两首歌曲都是长辈与孩子的对话，一方历尽人生，一方旭日冉冉，他们在一问一答，一拍三叹的音乐里，诉说着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祝福，蕴藏着浓浓的亲情和富于哲理的人生感悟。但是探其根本，两者所表现的是各自不同的民族声音，中西百姓的民间情调。

我还以为，音乐之美也恰恰在此，音乐外在的音符音调只是它的表象形式，音乐素材的运用也不过是音乐的外在装璜。重要的是人们赋予了它思想和情感，音乐才因此承载起人们的爱恨情仇，喜乐悲欢，成为表达着人们的爱的语言，心之诉说。

我宁愿相信法国《蝴蝶》和中国《吉祥三宝》这两首歌曲，它们之所以能感动许许多多的中法听众，不是因为两者如何相互的“抄袭”，而是歌曲中孩子们如天籁般的童声和长辈们慈爱的温情，打动了中西大众的爱的心弦，才使人们潸然泪下，情思盎然。

法国《蝴蝶》与中国《吉祥三宝》广受中法听众喜爱，也恰恰证明了一点，音乐之美，是出自内心，也能深入人心的。

高远

丙戌年初

于巴黎寓所

最近热门之韩剧《宫》魔鬼词典

Tue, 14 Feb 2006 21:23:03 GMT

最近热门韩剧莫过于My Girl 和宫了。

昨日见到一师姐，和我谈到《宫〉也是不禁眉飞色舞。改编自韩国漫画《我的野蛮王妃》，假想君主立宪制下的韩国王室的爱情故事，自然让小女生们都做起浪漫的灰姑娘之梦，由此不得不佩服韩国娱乐产业想象力之丰富。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宫》的魔鬼词典，贴出来给喜欢《宫》的朋友一起分享。由于宫的剧情上再发展之中，而且情节不像以前的韩剧可以猜出结局，更增加了很多神秘性。。。。

官方用语部分
·迷信派－－太子信的忠实支持者，此派又分为资深迷信、唯信派等多个分支派系，但是对信王子的忠心度极高。
·迷彩派－－太子妃彩静的忠实支持者，此派的立场是：彩静的幸福是第一位的，只要能带给彩静幸福，谁是太子无所谓。
·律派－－义城君律的死忠支持者，一旦入派绝不回头，挺律到底。
·倒戈派－－在信与律之间徘徊不定的粉丝，随时因为两位王子的言行而改投对方阵营。
·彩信派－－坚信太子跟太子妃最终一定要在一起，否则就将海陆空袭击韩国某知名导演。
·彩律派－－此派也称‘绿帽派’，由于对太子的不满以及对义城君的极度喜爱，该派粉丝坚持太子妃应该弃暗投明，奔向律的怀抱。
·21世纪美少女－－太子妃及三位好友创建的小团体。
·明朗病&PABU信－－太子对太子妃以及太子妃对太子之爱称。

由于剧情的扑朔迷离峰回路转百转千回飞流直下三千尺，迷宫粉丝又产生了许多非官方帮派。

☆逆官方用语部分
·舞团－－信之初恋女友闵孝琳的粉丝团，该团在同情孝琳的基础上逐渐为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遂决定支持她。
·师太－－公主惠明因名字晦涩，产生歧义，故粉丝称其为师太。
·猪头三－－信的三位挚交好友，因言词粗俗，动作下流，长相猥亵，被各派粉丝团一致鄙视，代以猪头之名。（另据本报消息，韩国最大猪肉生产加工场已经决定起诉这三位宗亲对猪的不尊重）
·J4－－即贱人4，特指闵孝琳与猪头三的联合战队，也称为‘以舞女为首，猪头三为辅的四人帮犯罪团伙’。
·小龟车－－猪头三中唯一有几分姿色的宗亲，每次出场都以不同颜色、貌似乌龟的甲克虫小车代步，对孝琳存有非份之想，暂无粉丝团。
·信琳派－－支持太子信最终跟孝琳一起登基统制大韩民国。
·信律派－－支持信最终发现最爱的是表哥律，两人决定不顾世俗眼光，厮守余生。
·彩琳派－－支持彩静与孝琳在与对方的交手中惺惺相惜，最终冲破传统礼教，走到一起。
·信熊派－－此派坚持认为，信最爱的还是白色小熊，对其他活物一概不存感情。
·信明派－－此派认为惠明公主最终经考证不是皇室正统血脉，与信之间相恋多年，乃信之真正初恋女友，回国后两人旧情复燃，后信放弃王位与惠明公主浪迹天涯。
·律贤派－－为了抵制导演可能将律许配给孝琳的可能性，律的粉丝团成立此派，此派观点为：律如果得不到彩静，那么跟彩静的长发好友江贤也是个可以接受的结局。
·踩信派－－此派又称虐信派，以发明各种折磨王子信的招术为主要目的。该派成立最初为信粉丝团爱信之表现，发展至今，律派加入众多，已无当初意义。
·溜冰族－－在彩静与孝琳间有所徘徊。可能在支持一方的同时，也对另一方抱有同情。
·皇嫂派－－认为皇上将与惠正宫结百年之好，皇后自尽，律登基为王，娶静为妻。
·内后派－－此派观点为：皇后不甘被冷落，当年与孔内侍发展地下情，生下信，最终被识破，皇后被暗杀，信被驱逐出宫，下落不明。
·机枪派－－该派属于极端派系，主旨是：信将在未来几集患上严重绝症，吐血身亡；律与彩静相约私奔，遭遇车祸，携手黄泉；惠正宫气死太后，吓死皇上，毒死皇后，与弟子孝琳统制皇室。其余人物一律遭遇不测身亡。

冰点走了，痛悼！

Thu, 26 Jan 2006 21:21:27 GMT

最近，朋友们都在告诉我《中国青年报》的“冰点“被停刊整顿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冰点曾经是指引一代青年新闻人的旗帜，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朋友喜欢冰点，但是我所认识的朋友们，提起冰点，无不是情绪激昂，神采奕奕。

前些日子，听说《新京报》的主编都被撤了，这股曾经被称作“来自南方的一股清新的风”的报纸正在蒸蒸日上时，却遭遇了这样的命运; 这几日，又听说冰点也没了，朋友们都在叹息当记者还有什么意义，其实，这样的结局又怎么不在预料之中呢，只不过来得太快了，一时间让人难以接受罢了。

还有我的朋友们，在自己的blog上贴出了食指1968年写于北京的诗《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就这一段足以令人热泪盈眶。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记者怀有激情的新闻理想，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中国人对中国的新闻还存有信心。但是，我知道，我的一些学长们，他们还怀着激情，我的一位朋友说，他们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确实一点都不假。当初李大同和中青报领导在网上就闹得不可开交，也不知道和此时有无关联。

从一个好友fascforever的blog上转载了事件的通告和相关声明。

http://spaces.msn.com/members/fascforever/

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

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

鉴于中国青年报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严重错误，决定处理如下：

1、对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提出通报批评；

2、责成中国青年报对冰点周刊进行停刊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自2006年1月25日起。

希望中国青年报社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深刻教训，认真做好冰点周刊的停刊整顿工作，进一步端正冰点周刊的办刊指导思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遵守新闻宣传规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做好有关停刊整顿工作、切实改正错误的基础上，实现冰点周刊的复刊。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2006年1月24日

引起该事件的文章缘于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一篇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还有李大同的声明，以及龙应台至朱镕基的一封公开信，贴于下文。

一并还有新京报历史性转折照片一张（注意看主编部分是空白-照片来自maomy）。

引起“冰点”事件的文章

Thu, 26 Jan 2006 21:20:13 GMT

冰点特稿第574期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2006年01月11日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一、关于战争起因。

　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二、关于战争过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问。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错，能算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吗？如属后者，是奉了什么样的命令？

　复查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一、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二、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载澜是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

　三、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四、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要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要问：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期间，从1900年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仿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冰点》周刊主编就被迫停刊事致同行与读者

Thu, 26 Jan 2006 21:04:41 GMT

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

新闻界的同行们、知识界、法律界的朋友们、《冰点》周刊海内外的热心读者们：

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是《冰点》周刊的发稿日，《冰点》在京编采如往日一样，齐集编辑部，认真校对将于1月25日出版的新的一期周刊。下午4点多，版样全部出齐，送总编辑审阅付印。然而反常的是，迟迟没有回音。我们听到，报社领导层被全部召到团中央开紧急会议，没有人看大样了。这意味着将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天塌下来，报纸也是要正常出版的，这是对所有订户、所有读者负责。我们将大样中所有发现的错漏改定，静等事变的发生。鉴于中宣部对《冰点》的批评指责从来就没有断过，星期一还刚刚见到中宣部阅评小组对《冰点》刊发的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作出的文革式上纲上线的蛮横指责，作为主编，我估计，撤销我职务的时刻来到了。

然而卑鄙所能达到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的想像。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继而，各个海外媒体记者的电话也络绎不绝，要求我证实这件事。然而直到7点，还没有人正式通知我，报社领导层从团中央回来，还在开会商量。我反倒成了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所有信息证明，这是一个党内高层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也严重违反、践踏了党章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冰点》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报纸是社会公器，报社与订户、读者有契约，是读者付款购买的信息产品，报社必须履约，不管个人的命运如何，《冰点》周刊应该如期送到订户手中。然而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那里，社会影响算什么？广大读者算什么？主流大报的声誉算什么？党章国法算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算什么？执政党的形象又算什么？他们将社会公器视为个人的家产，认为可以随意处置。

晚上7点30分,我接到社长、总编辑叫我上去谈话的电话。对我宣布的决定，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决定”将袁伟时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须有的大帽子，然后宣布《冰点》周刊“停刊整顿”；除对总编辑和我本人通报批评外，还要作“经济处罚”，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心态如此之龌龊，令人哭笑不得。

自然，这场谈话在前述种种背景之下，已经成了一场滑稽剧。很明显，这是“上面”少数人在背后操纵，团中央在前台扮演丑角。我据理向社长、总编辑痛斥这份“决定” 和中宣部《新闻阅评》的荒唐，并向他们宣告：我将正式向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这次非法行为。

就在《冰点》周刊被停刊的今天，报社接到大量读者的询问电话，已有读者在得知《冰点》停刊后愤而去邮局退订本报。

“上面”少数人对《冰点》周刊的扼杀，蓄谋已久。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一文，真实记录了面对民族危亡，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场景。与传统宣传不同的是，《冰点》首次在主流媒体上客观真实地报道了国民党将士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数万人的战斗历程。

这样一篇真实的历史描述，却遭到中宣部阅评组的蛮横批评。他们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事实，而是根据“××年××出版社的中共党史××页关于平型关大捷的记述”，《冰点》的报道是“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结果，在纪念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讲话中全面肯定了国民党将士在抗日战争主战场上的功绩。谁对谁错，不言自明。

在连、宋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在《冰点》发表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文章用丰富的材料，首次客观真实地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好评，对沟通两岸民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样一篇文章，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其眼界和心胸之狭隘令人惊诧。

去年11月18日，党中央隆重召开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的纪念会，曾庆红同志代表党中央对耀邦同志一生的光辉业迹、伟大人格作了充分阐述，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中宣部的某些人却禁止媒体发表纪念耀邦同志的回忆文章，规定只许发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允许有自选动作。

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中文媒体纷纷转载，无数网友发帖说被文章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这样一篇起到极好社会反响的文章，中宣部竟打电话到报社来问罪，称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在这些人那里，哪有一点对胡耀邦同志的真感情、真悼念啊！

中宣部少数人对《冰点》的无理指责和批评还有很多。譬如，2005年11月30日《冰点》刊发记者调查，披露了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在学术著作中的剽窃行为。这位周教授在《冰点》记者采访他时，竟有恃无恐地劝告道：你就不要管这事儿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们总编辑会找你的！报道刊发后，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气势汹汹地问罪，蛮横地指责这篇报道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

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冰点》对此事的后续报道被撤版。2005年12月28日，《冰点》历史性地出了一期只有三块版的周刊。试问，中宣部的少数人究竟在保护什么行为？

现在，他们终于要跟《冰点》算总帐了！用袁伟时先生的文章为发难对象不过是个幌子。袁伟时教授在近代史的研究上著述颇多，在知识界影响很大。袁教授写的这篇文章依据的是史料，立论基础是开放的理性。文章发表后，亦引起很大反响。本来，对历史问题的讨论，需要对材料和观点有平等的、心平气和地交流，才能逐渐达到共识。诸多网上评论中，即便是不赞同袁先生文章的网友，也有态度十分认真、考据十分扎实的反驳文章。我本人曾将这些帖子转给袁先生参考，袁先生看后对我回复说：这些文章态度确实十分严谨，我将会认真考虑他们的观点，作出相应的回复。这正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学术交流。而中宣部的阅评除了文革式的詈骂和扣帽子、打棍子，还有什么？！

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弊端，那就是中宣部少数人以其狭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专制蛮横的工作方法，将本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政治局面，管制得万马齐喑、一片死气沉沉。这些人要的是顺从，而不是平等。这种专权，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哪一条授予过他们？！

对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弊端，我们将另文论述。在这封信里，我们只是想告诉同行们、读者们、朋友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没有真理害怕辩论，没有真相惧怕公开。尽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动用权力，封锁所有媒介和网络，但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这封信！你们有知道真相的权力！

衷心地感谢你们！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

2006年1月25日

踩小人走鸿运

Sun, 22 Jan 2006 19:50:29 GMT

一年前的文章：））

踩小人走鸿运

作者：ciccy
发表时间：
2005-01-20 11:30:39

昨天去逛中关村家乐福。

虽然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超市里却已经是张灯结彩，溢满了年的味道。在这种群体效应的感召下，购物的冲动油然而生。

红灯笼，红对联，红爆竹，红衣服，把人的心儿都撩动起来，情绪一下子就上去了，恨不得现在就回家过年。买本命年红袜子红内衣的地方挤满了人，到处都是被人们挑出来的红内裤，上面印着金色的福字，不分男女，全都搅和在一起。人围了一大圈，都看不见脑袋，就看见手在那里挑阿挑阿，好半天钻了出来，拿着手里的战利品心满意足的出来了。

有一个买本命年红袜子的地方倒是很有趣。那里的红袜子边上上都印着“踩小人走鸿运”，那个小人还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脚底也画了一个小人的图案。我想到，每个本命年的人走在街上，脚底都踩着这么个小人，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妈今年是本命年，不管命中遇不遇小人，我也拿了一双放到篮子里。老妈肯定要乐翻了

回来以后，我和彤彤说，以后你要是恨谁，我就给你绣个他的名字在你的袜子地下，踩死他，你觉得怎么样？

大家都将小人踩在脚地下，小人会不会觉得委屈？

这个问题只好问小人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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